本科职教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

相较于1423所高职院校，22所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（以下简称“本科职教”）试点的院校算不上是个大数目，但却足以在职教领域掀起持久讨论，并且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职业教育话题之一。

“国家已经明确职业教育是种类型教育。作为类型教育，它需要构建自己从低到高的教育体系，比如中职、高职，而本科职教的出现则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‘天花板'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。

国务院于2019年印发的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指出，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，具有同等重要地位”，同时提出要“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。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”。

本科职教的试水，主要缘于我国对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。“因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，相应的技术结构、人才结构也在升级，对中职的需求已经没那么大了，对本科层次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，加上我国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，所以职业教育要升级，这不仅包括学生的能力、结构、素质，也包括学历。”许玲说。

但本科职教与应用型本科究竟有何区别？在许玲看来，这是一个令职教界很多人困惑的问题。

“一般来看，应用型本科和本科职教在培养理念、思路、目标上不会有本质性差异。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应用型本科办得不‘应用型'，还是学着985高校进行人才培养，应用型不够。”在许玲看来，本科职教是试图从职业教育内部进行突破，在职教“应用型”的基因上进行更高层次技能人才的培养。

许玲认为，下一步，国家应进一步厘清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，更明确地界定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、体系建设等，包括本科职教的发展路径等，同时学界也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来支撑职教的实践。

“《职业教育法》立法时是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起步阶段，只明确了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并未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，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没有法律依据，原来规定的有关内容已经难以适应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要求。”对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建议，加快修订《职业教育法》，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科、本科等的学历体系，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律依据，扫清法律障碍。

“目前本科职教的试水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。”全国人大代表王红军已经连续两年提出“本科职教”相关建议。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，已于去年升格为本科职业院校，并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，“具体怎么做，我们也是在不断尝试”。

王红军也希望，国家能进一步加强对职教本科的顶层设计，教育部等相关部委能尽快出台本科职教基础性规定、指导意见和支持政策，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位管理及授予办法、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及相关专业教学标准等，积极营造发展的生态系统，促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高起点、高质量发展。

在具体实践中，郑亚莉观察到，有的地方探索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“4+0”联合培养模式，推进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“3+2”人才培养模式，与此同时，教育部升格了一批民办高职院校为本科职业院校，部分省市进行了独立学院与职业院校合并为本科职业院校的探索。

但郑亚莉认为，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联合培养的主导权仍是普通本科院校，高职院校没有学历和学位授予权，但是，民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在以公办为主的职业院校群体中代表性不够，而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组建本科职业院校的经验难以推广。她建议，教育主管部门总结现有各类试点经验，统一思想，理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管理本科职业院校的管理权限，明确专科学校升格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。

具体到本科职教试点院校，许玲表示，它们目前存在着归属感不强、认同度不高两大问题，“目前本科职教试点院校，除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，都是民办高职，它们与办得比较好的高职院校还是有差距的，认同度不高。这也造成了这些院校在职业教育、应用型本科的学术共同体内归属感不强”。她认为，应尽快吸纳优质高职院校加入本科职教的队伍中来。

王红军也注意到，目前承担本科职教试点的学校数量极少，加上这些学校办学实力相差较大，部分学校办学实力不如专科层次高水平学校，不利于营造支持本科职教发展的生态系统。

文章来源：《当代职业教育》 网址: http://www.ddzyjy.cn/zonghexinwen/2021/0315/828.html